自从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巴夏礼成了实际统治者，劳崇光的前任们已“一切不能自主”。1859年7月12日劳崇光上台第一天，“午刻到任，巴夏礼等即于未刻进署”，凶肆异常地逼劳崇光承认“租借”沙面，拨款填筑地基，“议至夜深，其势不得不依他，且须给与照会为凭；照会底稿，又须巴夏礼先改定”《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9、1598页。》。这是他逼劳崇光办的第一件事，已经够离奇了。随后，又逼劳崇光按月给占踞广州的英法联军发“防城兵费”，离奇之事层出不穷。所以，粤抚耆龄向清廷奏报巴复礼“又向督臣劳崇光以银五百两租九龙之尖山〔沙〕咀地方”时，就说：英法联军不仅屯“驻省城观音山将军衙署等处”，而且“省中旗绿务营*器械概被收去，……是使我守备全无，得遂其挟制把持之计。”同时，“每日有夷人二名常在督臣署中”对劳崇光严密监视；“在省各官既处城中，被其牢笼挟制，不得不事事曲从，以期苟且相安”《《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314、389、541页。》。这些辩护之词，同样不能洗刷劳崇光等“事事曲从”侵略者的卖国罪责，但侵略者穷凶极恶，“牢笼挟制”，逼签租约，却是铁的事实。 

英国侵略者凭一纸租约占领尖沙咀后，就在那里“修盖房屋”《《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389页。》，同时把逼迫清廷“完全割让”该地的任务交给其全权代表额尔金。咸丰帝对英法联军再起力求早日妥协，但额尔金既不允在广州会见劳崇光，亦不允在上海与薛焕会谈，而以攻陷天津、进犯北京，焚掠圆明园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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