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符合女王陛下政府的目的和声威”。巴麦尊比义律狡诈的是，他一边装作十分尊重“正式条约”，十分尊重“应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一边却在获悉英军侵占香港岛已遭“中国皇帝驳斥和拒绝”的情况下，继续“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训令璞鼎查以武力“保留”该岛《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所谓“法律依据”，在侵略者心目中并非那么神圣。即使正式条约，既被视为可以随时“省去”的“外形”，其内容亦可随时“补充”和“废除”。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逼签《虎门条约》作“补充”；曾几何时，又宣称“补充条约中的限制条款必须废除”，因为它妨碍中国各地船只“与香港来往”《《中国丛报》十四卷十二期（1845年12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有利则立，无利则毁，这就是“文明”强盗重视“立法”的真象。
（二）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从逼签《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到逼签《北京条约》。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也和夺取香港岛一样：先占后割。所不同的是强割之前，先行“租借”，用这种占领形式作为过渡步骤。策划者是侵华英军统帅格兰特（又译克灵顿）、香港总督罗使臣（又译鲁滨逊）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上文已提到，租约从提出到签订仅一天时间。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逼签典型。1860年3月20日下午，巴夏礼以占领者的姿态，面交给两广总督劳崇光一份公函，借口“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使英国利益蒙受损失，要求“租用这块地方，直到采用了消灭这种状态的永久办法为止。”也就是要求永久“租用”。为此，他们诱逼劳崇光说：这块地方本应“割让给英国政府”，但是广东地方当局无权割让，“只能以出租的方式”作初步处理；所以“阁下所应做的，只是在正式回信中表示同意这些安排，并提出应纳租金的数目。”劳崇光在占领者逼令他只能“表示同意”的威胁面前，甘当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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