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界之所以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与深刻反省，最主要来自于主流学术社群，认为空谈理论对历史实际研究缺乏正面功效，他们大都认为理论与方法学是属于「后设」（m e t a）语言，而其重要性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f i r s t - o r d e r）的实质研究。当时流行于历史教学界的一个说法，莫过于七○年代少数留学回国的新学者沈迷理论研究时，部分学者类似：「要想学会骑马，就要跨到马背上去；要想学会游泳，就要跳进泳池内，而不是骑马或游泳的方法论」诸如此类的说法。事实上，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仅及于极少数的学者和极少的篇章其中更多只是翻译文章，由此也可见出史学界主流力量的敏感。

　　方法论属「后设」研究是一无须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方法学的重要性，这种反理论心态，不仅使台湾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本质欠缺反省，同时也使得历史研究

　　与当今的后现代情境脱节。这个现象由几篇文章可以得知，如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2]一文，或单向对某一刊物如《思与言》、《食货》、《大陆》所发表文章在量及研究重点上的统计结果。[3]

　　无可置疑地，台湾在过去学习西方史学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论，是造成史学发展陷入瓶颈的结果，而随着这一知识社群的扩大，更牢固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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