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冠三认为「新考据史学派」的式微，最终是来自「挟西方科学先进声威与金援俱来的美国史学典范」的改变，[12]也就是社会科学实质影响台湾历史学界的这个层面，而急切援引西方社会科学入史者所要求的是将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科学化」，如他以殷海光为例，指出：

　　他的基元要求不过是在科学整合的前提下，一面拿「全幅史事脉络的考证」，改进唯简单枚举归纳法是赖的考证；一面用基于各种社会科学学理与概念的「科学的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取代「吞云吐雾式」的「玄学的解释」（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13]1 9 6 4 年《思与言》刊载「史学可走的路」社论，除对「史料学派」表达不满之外，亦对狭隘的「民族史学」有所批评，而在援引社会科学强调科际整合之际，也将研究范围由*史的领域扩及文化史，最主要是社会史与经济史。[14]

　　有关社会史及经济史的研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未受到台湾学界重视，除研究者个人的工作旨趣之外，我认为与当时*空气相关，似乎「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有为大陆「张目」，这种撤台后的敏感。与上述论点不同，王晴佳的「台湾史学」是指台湾历史研究的总体，王文大致将台湾史学的变迁与发展分成：一、初创时期： 1 9 4 9-1 9 6 0 ，二、发展时期： 1 9 6 0-1 9 8 0 ，三、解严： 1 9 9 0-1 9 9 9 。王文除持续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传统（史料学派）的历史渊源之外，更强调冷战*环境，促使台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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