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更形紧密，及美国基金会的支助。而在第二阶段，台湾史学界开始与西方史学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社会史兴起，如1 9 7 1 年《食货月刊》在台复刊，而1 9 6 0 年代台湾史学研究之所以产生方法论的转折，在于借鉴社会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第三阶段则有台湾史的兴起，与「解严」同步的是，增加了对本地历史的研究兴趣，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论述。[15]
除在分期上与黄文雷同之外，王文主张台湾史学有着「变」与「不变」的因素。其中「不变」的是台湾史家延续史料学派传统对史料考证和开发的重视，并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大陆史学之间的联系，而台湾史学的「变」则在解严后对本地历史的了解，台湾史的兴起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并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基础上，从多元史观出发，而台湾这一领域的史学研究社群，在体现乡土情怀的同时，又有重建民族国家的意向。最后王文力言台湾史家如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将是台湾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6]
最近苏世杰发表〈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一文，对「伯伦汉的兰克、透过日文翻成中文的伯伦汉的兰克、留洋学者自己带进来的兰克及真正的兰克，四者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做了详密分疏，并以兰克的几个「形象」（i m a g e）：史料考证、历史主义（ hi s t o r i c i s m）、新观念论（n e o i d e a l i s m）、民族论述（ nation discourse ）， 系统性地论述兰克（Leopold vom Ranke, 1 7 9 5-1 8 8 6）对台湾史学界的影响。[17]苏文特别叙述了兰克的学生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所编写的《史学方法论》教材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的认知并及于台湾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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