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历史学工作者大都从事实际研究，而对方法论并无太大兴趣，主要是承继了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史料学派」[9]的看法，而在第二个阶段，由《大陆杂志》、《食货月刊》、《思与言》的统计资料，证明此时期台湾受欧美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影响，并举出社会学、心理学与量化史学，及运用这三项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实例，也特别列举钱穆（1 8 9 5-1 9 1 1）、杜维运、余英时、汪荣祖、王尔敏..等人不同形式对传统中国史学思想中有关「史识」的强调，说明史学工作者无法避免「意义」的问题及其先导性，并呼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期望建构中国史学特殊精神的要求，黄文并将史学相关论文的出处列于文后，极有助于后续工作。
许冠三在〈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一文中，更扣紧史学与「世变」（世局与台湾内部*情势的变迁）角度来说明台湾史学界的变迁与发展，如他认为1 9 6 0 年代以来台湾史学界有了重大转变，而最大变动来自于「考史而不着史」之「史考学」的萎缩，及历史学研究专业意识日趋多元发展，但主流仍是「科学化」。而1 9 7 1 年退出联合国及1 9 7 9 年中美断交，除促使史学研究转趋「经世致用」之外，研究主题亦趋向中国近、现代，而「史释论」兴起，除有现实因素，包括1 9 4 9 年以后来台重要史家先后逝世，留美新学人归国，更有西方基金会支持的因素。
许文对社会科学影响台湾史学界着墨甚多，并对史语所、近史所的成立和党史会的发展与现实利益关联甚深的说法，颇有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 1 9 2 6-1 9 8 4）知识与权力的实例验证，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世局变迁及政府有意介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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