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实施，开始改变人丁在封建赋役法中的地位。唐中期后，租庸调法弊坏，政府赋役法渐变。唐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⑨至德宗朝，杨炎推行两税法，人丁在赋役制度中的作用被削弱。两税法的税收基本原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⑩租庸调制中“以人丁为本”的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人户的资产成为确定赋税的重要依据。不过两税法强调“丁额不废”，人丁承担着政府的力役与杂徭之征，依然是赋役征派的对象。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⑾“一条鞭法”的实施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它旨在简化赋役课征的项目和程序，逐渐实现赋役的合并。在以土地和人丁为依据的双重征税标准中，更加强调人户资产的重要性，以田为纲，在田赋以外的诸多派征，亦“皆计亩征银”，而人丁仅承负“力差”、“银差”，作用进一步减小。对此清人曾指出：一条鞭法“积重在粮，积轻在丁。律注赋出于田，役出于丁。其实役亦出于田。是故赋役一准诸田，而人丁之消长，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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