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商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的知名度同样是后来的事情[45]，他能够跻身义赈主持人之列，主要是因他本人从光绪九年(1883年)起就投身义赈活动[46]，并且在光绪二十二年后全面继承了其父施善昌的义赈事业[47]。因此，他们两人不仅接续了李金镛、谢家福等人所开创的义赈局面，其本身此时也完全属于地方绅商。另外，时为大理寺少卿、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之所以被特别谕令协助义赈，肯定并非仅仅因为他“熟悉商情”，还在于他从义赈初兴时起就一直与之有着密切关系[48]。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他在这时也往往明确地站在义赈的立场上。
应该说，陕灾时期义赈的江南背景仍然有着非常清楚的显现。例如，就连陕西地方人士都知道：“光绪年间来陕放赈之义绅，如严作霖、刘钟琳、唐锡晋等……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原其始，皆董理南邦善堂之首事也。”[49]另外，与义赈的江南系谱相对应，义赈原先主要使用的是一种带有地方性认同的助赈话语，其基本逻辑是“办他省之灾，弭本省之患”[50]。然而，到了朝廷向义赈发出要求助赈旨意的这个时候，义赈同仁用来阐述自身行动合法性的话语再也不局限于地方性认同的层次，而是转换为对国家的认同。对此，在严作霖发出的、也是第一份义赈为陕灾募捐的公启便是一个显著证明。严作霖在这份公启中首先明确指出：“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一省之灾关系天下全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振务者也。”继而又强调自己也是激于报国之义才又一次出山的：“作霖年逾六十……本拟息影蓬庐，杜门不出。兹者时局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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