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义赈在上海的重要机构之一即《申报》馆赈所也在自己另行发出的劝捐公启中使用了立意相同的说法：“惟陕省之振不但非别处可比，且非当年顺直可比，有不能～日稍缺，且不能一日稍缓者。”[52]这是因为： 

窃意现在办振，不但为陕西全省饥民起见，而实关系大局。向来水旱偏灾，朝廷无不立发内帑以振，而各疆吏亦各筹公款，源源接济。民间义振不过如泰山之土壤，河海之细流，略助官振之不足耳。乃自联军入京，銮舆西幸，神京之府库一空。朝廷即视民如伤，而已苦无帑藏可拨；各疆吏力筹军饷，支绌万分，安有余资再拔振款?然则所望于陕振者，惟民间踊跃输将，绅富竭诚报效而已。[53] 

接下来，两位义赈领袖施则敬和严信厚同样立足于报国之志而各自刊发了公启。施则敬的说法是：“陕省被灾奇重，民不聊生。仰蒙圣恩赏银四十万两，发交岑中丞督饬地方有司，分头振抚。凡属臣民自应及时筹济。”[54]严信厚在公启中称：“两宫驻跸西安，目睹灾状，圣恩高厚，先拨帑银四十万两，振其所急。当此时事多艰，犹且加惠灾黎，凡属臣民，自应及时筹济。东南数省俾赖皇仁，得以安居乐业，尤宜慷慨捐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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