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有趣的是，与陕西相隔遥远的安徽居然也出现了针对陕灾的“义赈”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署安徽凤颍六泗道、凤阳府知府冯煦便“将历任所入廉俸并借贷，凑合银一万两捐助以为之倡，复筹垫赈银一万两，拣交朴诚耐劳、曾办义赈之绅士八员，驰赴陕省，会同候选教谕严作霖择尤查放，另行筹备以资薪粮，不在赈款内开支”[72]。稍后，总部设在安徽的安济公司在官方支持下，发行了号称为陕赈筹款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并把广告打到了上海[73]。实际上，安济公司根本与义赈没有任何关系，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把这种“义赈彩票”筹得的款项转给过义赈同人。 

真正在陕赈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名副其实的义赈，当然只有严作霖等江南绅商所办理的义赈。严作霖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中下旬间从江南动身，率领总数达40余人的放赈队伍，分两路向陕西进发，于十二月底抵达西安[74]，并立即在受灾最重之地开办了赈务[75]。后来，在办理邠州等十州县的过程中，他们因从江南接收的赈款不敷所用，便向王文韶请援，结果由户部拨解了银10万两、米1万石供他们接赈之用[76]。最终，他们经手施放的赈款总数达532000余两，而且其中户部直接交由他们散放的就有135000两之多[77]。而据后来盛宣怀向朝廷奏报，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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