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时候的陆树藩等人还不完全属于义赈同人的行列，但是救济善会的运作借助于义赈机制提供的实践基础是确定无疑的。这首先表现在，该会的一些活动方式分明就是对义赈的翻版。例如，它的章程中有这样的规定：“……兼请札饬电报局委员，凡有救济善会往来电报，援照办理灾振成案，一概不收报费；一、议上海公所所收捐款，逐日录请登报，各处分所所收捐款，逐批录请登报。一切开销，每月结总后，请详细登报，以昭大信。”[107]这些都是义赈中早已屡见不鲜的做法。再者，该会委托的收捐处有不少也是义赈网络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申报》馆协赈所直接以赈所的名义参加了救济会[108]。 

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在这场行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他们另外成立了规模较救济会更大、组织也更完善的济急善局(亦名济急会)。就在救济会发布公启后九天，即八月二十五日(9月18日)，严信厚等人也发布公启，正式宣告了济急会的成立[109]。而且，该会对义赈的借助更为明显。不仅他们在章程中特地声明“此次承办同人，仍延历届助振诸君，以期得力而归实济”[110]，甚至被派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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