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次救援行动结束时，救济会总共从京津一带接运7000余人回到南方[112]，用去经费20余万两[113]。济急会救助的人数虽不详，但其救助规模肯定更为可观，因为该会最终用费达到了50多万两[114]。另外，两会还对运回上海的难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照料。例如，救济会就请求“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免致临时局促。一面并请郑陶斋观察派友分恳各栈主，量予通融，暂准免收房饭等资，以期时艰共济”[115]。济急会也是一样，如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下午三点钟，该会委托运送难民的“安平”轮船行抵上海金利源码头时，任锡汾和施则敬不仅亲自前往查看”，还特地安排“广东人苏邦，大小各二口，穷苦堪怜，即嘱赴长发栈暂住。浙江杭州人田永泉，大小各五口，安徽合肥人口张万珍，大小各两口，均嘱处鼎升栈暂住，各给本会票据为凭”[116]。 

应该指出，这场救援行动带有浓厚的地方本位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两会起初意欲救助的主要对象其实都是在京津地区被灾的江南籍人士。例如，救济会在章程中就声明自己此举“专济东南各省之被难官商”[117]；济急会也公开宣称自己的行动“仅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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