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江浙人士而言”[118]。只是在这种做法遭到其他许多省份人士的质疑之后，济急会才重新设定了救助对象的范围[119]，而救济会也在实际行动中救助了不少他省难民。就此而言，这场行动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方性的跨地方实践”，因此与义赈通常那种不分畛域的“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不过，这场救援行动的后续脉络并没有沿着地方主义的道路前进。这主要是因为，该行动还借用了另外一种资源，即西方传人中国的红十字会机制。不仅济急会与救济会一样公开宣称自己“系仿照红十字会意办理”[120]，而且《申报》对此两会都认为其宗旨与“泰西红十字会相同”[121]。由于此前的戊戌时期正是红十字会知识在中国系统传播、而国人也开始呼吁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阶段[122]，因此这场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最重要的早期实践。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这场行动是一次地方性实践，但它确实也如闵杰所说的那样，可以被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123]。
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红十字会的关系，这场救援行动的意义很快开始向着超越狭隘地方性层面的方向转化。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申报》就刊出“劝中西官绅急救北方难民说”的社论，认为完全可以借鉴庚子年间的救援经验来救济此次战争难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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