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整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也使国家的赈灾能力更加有限。况且，朝廷出逃的目的地恰好又是陕西，而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亦成为所经之地的额外灾难：“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县供亿，皆取于民，民重困。诏乘舆所过，无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尽征，取应故事而已。武卫军又大掠，至公略妇女人军。”⒀陕西又加以“江西、安徽两省入卫各军，皆言奉旨驻扎潼关，均已列营城外，不但市面拥挤，且恐圣驾到时未能肃静。值此荒岁，米麦柴草不遑兼顾”⒁，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亲至陕西者称：“一入陕境，即见饿殍载途。目下市面灰麦每斤售钱八十文，然仅八两。居民咸以树叶树皮煮食充饥，憔悴情形不堪寓目。”⒂而最能说明糟糕程度的现象，则是当时《申报》报道的“屠户□人肉作丸，煮熟出售。华官严禁不听，后将一屠户正法，事始止”⒃。事实上，这类事件根本没那么容易禁绝，正如另外两则报道所称：“近日陕西饥荒更甚，致有食人之事，地方官亦不能禁止”⒄；“目下不特民人相食，甚且公然设肆货人肉，官吏力不能禁，付之无可如何”⒅。就连主持官赈的岑春煊也承认：“转瞬严冬，树皮草根且尽，不至于人相食不止”⒆。有关这场旱灾的实际死亡人数，目前尚无确切数字。据当时前往西安的一个美国人估计，陕西“通省人民九百万名15，死者二百余万”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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