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绵延不绝的余响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推行比较得力的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开埠较早的沿海大城市，根据1928年《内政公报》户口调查，台湾学者林秋敏统计了4 个特别市的妇女缠足比例，以上海缠足者最少，占女性人口的 0.07%，北平次之占12%，天津28%，武汉31%；又调查4 省的结果是，山西为18%，河北为50% ，察哈尔为53%，湖北为59%，(38) 由此可见上海的绝大多数妇女已告别缠足， 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地区如广州放足也比较顺利。可在内地像湖北缠足者还占多数。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带，现代文明难以传播之地，缠足者当远远高于这一统计，放足运动发展很不平衡。陈友梅《南京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一文，根据1934年云南民政厅在全省的视察报告，可见"有全县皆缠的，有全县皆不缠的，也有境内部颁区域缠而部颁不缠的，还有明确""汉人妇女普遍缠足而夷人则完全赤足未缠""的"，一省尚且如此，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以云南为例，当局早在1913年就已颁布《云南通省妇女缠足惩罚令》规定15岁以下的妇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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