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云南有少数民族是一特例的话，山西缠足的反复在内地就很有代表性。山西省政府早在1916年就已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1917 年通令各县成立天足会，凡属县级、村级的官员和村长都为当然会员。1918年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学生均为会员，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1919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由村长切实查劝，并经常鸣锣示众，沿街张贴布告:"妇人女子足，千万不要缠，委员查看见，加倍罚大洋。"(44) 云云，如此兴师动众， 不可不谓雷厉风行，成效也不可不谓不大，如在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45)  然而这只是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又是另一种景象，有全县皆放足的，也有全乡都缠足的，城乡的落差非常大，所以就全省的放足形势并不乐观。1933年缠足又有复苏的趋势，据《中央日报》在这年10月15日的报道说，山西全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虽然国民政府内政部一再重申，妇女缠足为我国最大恶习，亟应禁止，但这恶习迟迟不能绝迹。直到20世纪90年代，作家杨杨一篇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生活着 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有的虽放了足但足形已无法复原，只能了缠终身，成为这一畸形文化的最后祭台。 

这不能不使人震惊，为什么这一陋习能沿续那么久。放足既然首先使妇女得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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