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布坦因“游牧狭窄”，奏请驱逐边外民人（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5《疆城》。），清廷命侍郎拉浑“以三十里定界，界内之地准民人耕种，每牛一犋，准蒙古收取租糜子五斗”（注：张鹏一：《河套图志》，卷4《屯垦》。）。雍正八年（1730年），“仍以五十里定界，命附近地方官折征粮草，十年，鄂尔多斯荒歉，复准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耕种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注：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页219。）
至乾隆时期，出口垦种的人更多，清廷为加强管理，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榆林神木理事同知，“驻札县治，专管蒙古鄂尔多斯六旗伙盘租种事务，词讼有牵涉蒙古者悉由该厅审理，其近边各县蒙民交涉命盗案件，先由各县录供详报，于奉批后申请该厅会同审拟解勘，他如监放兵粮、协捕贼盗，亦有分责”（注：清·卢坤：《秦疆治略》“榆林神木理事厅”条。）。当时，出口垦种的汉人编籍仍隶内地邻近州县，不准在蒙古入籍定居。可见出口垦种仍被清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
康雍乾三朝，社会日趋稳定，内地人口不断增长，移民出口的浪潮已成不可遏抑之势。 卢坤说：“蒙民赋性较贪，最爱眼前些小便宜，遇有为难之事，汉民止须送给烟茶布区，以厌其欲，其事即寝。又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