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运动》（一），199 页。）左都御史志和等也称：“各国以铁路调兵，以电线通军报，亦曰兵贵神速也。中国无铁路，则征调难，已吃亏一著。”（注：《洋务运动》（一），211页。）这些职位不高的官员能如此上奏， 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亦可略窥朝廷态度松动之一斑。不过，这时的政策恐怕也只能称作松动而已。这表现在：一来，吴淞铁路终究予以拆除，没能加以利用；二来，台湾铁路也终于没有办成。所以此时的铁路建设虽提上日程，却也仅停留在纸面与口头上。
光绪六年底到七年初，由于刘铭传上奏请开铁路而引发了朝内一场关于要否办铁路的辩论。此次论战一般已被作为“洋务”和“顽固”对立的一个典型事例提及，不过这里并不是对双方孰是孰非作出评价。如果换一个角度，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于铁路问题本身时，就会发现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以前在讨论铁路问题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处理。如同治年间铁路是作为修约内容之一项而述及，光绪初年则是作为台湾海防的辅助措施才得以批准。但这次在朝廷中的争论却是把铁路专门作为一项政策问题来处置的，这体现了朝廷上下已经开始重视铁路问题的存在。
刘铭传，包括李鸿章，在这次提出筹造铁路的时候，也颇具策略性，此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由于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主要是来自俄、日的威胁。刘铭传认为：“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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