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以后，铁路已为更多的国人所了解，并且认识亦深化。不仅因为中外往来日多，风气日开，更多官员亲自见识了火车铁路，而且当时传入中国的相关知识也更为确切、真实。在传教士和一般西人所办的刊物中，频频出现介绍铁路的文字，且已非简短描述，而是详尽介绍其工程及样式，如《万国公报》、《格致汇编》、《中西闻见录》等刊物中所载。如此，则对朝中大臣了解铁路亦有一定帮助。
再者是朝中已有人敢于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而且奕訢亦表示赞同，此人便是李鸿章。同治十三年（1874）的海防议中，他提出“倘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22—23页。）是年冬李鸿章见奕訢，“极陈铁路利益”，奕訢“意以为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12—13页。）只不过他不愿再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只是暗中采取一些松动策略。这一点在吴淞铁路事件中已经有所流露。光绪二年（1876）三月，总署在奏片中称：“中国于此事无论害多利少，窒碍难行，即欲仿照西法办理，亦当权由自主……如中国将来以铁路为有益，仍听中国自主。”（注：《清季外交史料》卷5，19—20页。 ）吴淞铁路的交涉更多涉及*意味，尤其是买回铁路后，拆毁铁路更含有一种维护道统和意气用事的意思。（注：柯文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人反对西方影响带来的革新……由于种种原因在*上是无法接受的……沈葆桢在1876—1877年收购并拆除外国建造的吴淞铁路一事。这一种行动表面似乎是由于反对西方技术的保守情绪所引起，但最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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