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了哪些政策,采取这些政策的理由是什么,又对中国的铁路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国祁认为,由光绪初年到甲午战争,是李鸿章当权时代,在他的筹划之下,铁路事业一直在进行;而且认为中法战争后兴办铁路,与其说是受战争失败的刺激,不如说是受中法战争的延误。(注: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37、57页。)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修建铁路的努力是未曾中断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法战争以前和以后的铁路措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作为中央政府来说并不存在这种连续性。
宓汝成先生认为:“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从70年代起,对于创设铁路,经历了从‘筹办’、‘试办’,到‘毅然兴办’的过程”,(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53页。)这是晚清铁路政策的三部曲。这里给人一种感觉,好象是清政府随着对铁路认识的加深而逐步强化对铁路建设的政策,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这个三部曲跨越了许多断裂,并构不成一个有机有序的连续性过程。从时间上划分,“筹办”是在奕訢主政时期,“试办”和“毅然兴办”是属奕譞当国时期,这里隐去了两者的不同,而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给人一个直线发展的观感,从而略去许多迂回曲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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