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辛酉政变”到“甲申易枢”的二十余年中，朝廷中对于铁路的意见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以往的研究给人的印象基本上是朝廷一概排斥修铁路之议，以至于铁路建设在这段时间内寸步难行。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大致说来，朝廷对铁路的态度类似一个“U”形曲线， 是一个从拒斥到有些松动再到不议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一个连续的变动过程，因为当时铁路问题并没有成为国家的重点问题，而始终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此一来，有关铁路的问题在朝廷中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策性讨论，这一点是在讨论前要加以注意的前提。 

同治初年，以奕訢为首的总署对待铁路的态度是坚决而明确的，那就是，决不允许在中国修建铁路。同治二年（1863）上海洋商禀请造上海至苏州的铁路时，总署即指示李鸿章：“铁路与发铜线，事同一律，万难允许”，并要求“密致通商各口岸，一体防范”。（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4页。）同治四年（1865），又通饬地方大员：“开设铁路一事，屡经各国公使晤时提及，均经本衙门理阻各在案”，然而“恐各国洋人不向地方官禀明，私行设立铜线等事”，所以命“所有本处告后阻止各国情形，专肃布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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