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希密为转饬所属，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立铜线暨开铁路等事，须查照本处办法，力为设法阻止，以弭衅端而杜后患”。（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19—20页。）尤其是在如何应付同治七年（1868 ）与各国修约事宜时，这种态度更为明显。“如开铁路，发铜线……等数事，皆约内所无，时时前来饶舌”，总理衙门“叠次驳回”，（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6—7页。）但是担心在修约时外国“群起交争”，所以总署先准备了一个意见与各省督抚将军讨论。不过要讨论的是“应若何先事规画，临事折冲，俾其不便请行”，（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32—33页。）因为前提已经设定：“无论如何晓渎，总不轻易允许”。（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25页。）果然，在修约交涉中，各国公使屡次提及修建铁路，而总署唯“以不便于民覆之，以绝其念”。（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3，7页。）
当时的总税务司赫德以“客卿”身份于同治四年（1865）递呈《局外旁观论》，内称“做轮车以利人行”为四条好法之一，中国“应学应办”。（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20页。）同治五年（1866）正月，英使馆参赞威妥玛呈递《新议略论》，亦劝中国开设铁路。 （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1页。 ）总理衙门关于铁路等事，“屡经辩驳”，认为“未便遽为置议”。（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14页。）
上述各事主要是针对外国的请求而予以坚拒。但同治四年中，上海曾风言李鸿章有办铁路之意，总理衙门立即专门驰函查寻，李鸿章解释说：“自是彼族设此＠③言。无聊尝试，原可置之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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