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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铁路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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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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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民，而虑民之群起为难”。（注：刘坤一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13页。）第三是与民为难，官府不能为之防护。李鸿章说：“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注：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13页。）虽然总署说明洋人曾表示自能派人看守，然而沈葆桢驳道：“彼虽曰自能派人看守防御，设其人为百姓所戕，彼能晏然不问乎？设我百姓为其人所戕，我能晏然不问乎？万事皆可从权，民心必不可失”。（注：沈葆桢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3，5页。 ）第四是国家刚从社会动乱中稳定下来，中国此时“寇氛未尽肃清，军务省分，险隘未尽解严”，（注：崇厚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19页。）且“内地股匪未靖，伏莽滋多，遇此等惊世骇俗之举，乘机煽动，作梗生端，即外国人之在中国者，亦断不能平安无事”。（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20页。）
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年1月）， 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请办台湾铁路，总理衙门的意见是：“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并请饬下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务当力为其难，俾安内攘外，均有裨益”。（注：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二），346 页。）光绪五年（1879），奕訢又奏称：“电线铁路各事……应由该督等随时酌度情形，奏明办理”。 （注：《洋务运动》（一）， 203页。）这种态度与前面相比，实在令人诧异。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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