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坊在内城逐渐向坊表、牌楼、街巷的方向发展。如东江米巷西有坊曰“敷文”，西江米巷东有坊曰“振武”。东大市街和西大市街各有坊四，其名相同：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其南，东大市街接“就日坊大街”，西大市街接“瞻云坊大街”。而东西长安街皆各有坊曰“长安街”。此外阜成门内有“锦什坊街”；内城府学胡同有坊曰“育贤”。[24] 正如晚清人余启昌所说：“内城各大街多建坊，如东、西交（江）米巷各建坊，东、西四牌楼各有四坊之类。”[25] 但这些坊已非行政社区意义的坊了。可见，清代在削弱了坊的行政社区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坊以新的内涵，特别是牌楼、牌坊，它已构成了京城的一道风景线。遗憾的是，清代所建的这些“牌坊年久失修”，而致柱基腐朽。东西单两牌坊就是这样被拆除了，直到民国年间方得重建。 

其三，坊虽然是划分城市社区的一级单位，但在实际中，坊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上的继承，是对前朝“遗物”的保留而没有实际的作用。生活在光绪末年的余启昌就其亲身经历的变化谈到：“清制，于城下有司坊司，设兵马指挥、副指挥各一员，坊设吏目，俗曰坊官，惟坊名久废。”[26] 可见，清朝对于传统社区的“坊”不仅仅是将其数量大大减少，一句“坊名久废”，清楚地说明，自有清以来，坊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其行政社区的功能可有可无，其作用完全不比从前。 

二、满人城的“旗分”社区及其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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