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坊在划分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空间。《易经》中有：“方（坊）之类聚，居必求其类”的论说。可见，坊的另一社会功能就是对城市居民在地域上完成类别的区分，分类的标准自然是反映身份与等级的职业，即官僚、手工业者、商人等。因而，坊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对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与范围的限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中国城市完全从属于封建*的特点与属性。 

宋代以后，随着坊墙的毁坏、倾圮，坊制已不复存在。在统治阶级倍感“宫殿街巷京城制度……不佳”[7] 的忧虑中，城市居民面街而居，沿街建房已是司空见惯，这使宋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次飞跃。然而，还应该看到，坊墙拆除所带来的居住自由是有限的。坊仍是一个有效的行政社区，有一定的地界。此外，城居者虽然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但却无法逾越已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类聚”与“群分”的等级观念。在居住上，伴随坊的名称的延续，坊的“分类”功能，仍然制约着城居者对居住地点的选择。它不仅成为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而且以一种惯性延续下去。如南宋杭州的坊，仍是人们划分居住范围与城市社区的一个单位。《都城纪胜》云：“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韛纷纭无数，自融合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皆不以贯万收质。”[8] 这显然是由几个行业相关的坊组成的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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