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29日）1916年，丹徒县公署举行了一次全县范围的塾师考试，报考者400人，实考者338人，考试结果是“应考塾师中文理通顺者仅三、四十名……章知事为体恤寒酸起见，从宽录取四分之三。”（《申报》1916年3月12日）而受试落第者，依然授徒于私塾。至1918年，“丹徒县乡私塾之多，为他邑所未有闻，共计有一千二百余所，尤以失业商人而设塾授业者居多，故该邑原有公私立各学校迫不得已逐渐停办，辛亥壬子年间，该邑原有高初等学校一百二十余所，刻已减少三分之一，因是热心学务者莫不引为隐忧。”（《申报》1916年4月15日）尔后在相当长时间里，私塾状况无重大改变，直至1920年9月，据《江苏教育公报》公布：该年丹徒县城厢第一学区有2128名学龄儿童，进入小学的有414人，占总人数的19.45%，就读私塾的794人，占37.3%（杨奇璞《镇江私塾梗概》）。市区如此，郊乡则更加严重。
这充分说明政府的取缔行为根本无法落实到基层，反而激发更为严重的教育问题。如果地方完全照章办理，必然导致教育渠道堵塞，一方面新式教育在客观上无法满足社会需要，造成大量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另一方面政府对私塾只管取缔而非疏导，进一步减少了儿童就学的机会，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而此间镇江私塾的泛滥，恰恰说明民间存在的新式教育无法满足十分巨大的教育需求量，私塾成为大多数人必然的选择。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一些劣质私塾非法滋生，乘机大肆敛财，干扰了正规教育。但从总体上说，不恰当的取缔政策不仅没有能够推行新式教育，却导致了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从政府取缔私塾之初，社会各界就存在大量持不同意见者，随着这一政策不良后果的显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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