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各县教育经费大半出自于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如田赋、学产租金、屠牙附加杂捐，基本没有正常的、独立的税源，在数量上极其有限，而且极不稳定。据当时记载，进入30年代以来，全省教育经费总额也是在不断增加，但“教费虽增，而困难愈大，六十一县之中，每年收支可以相抵而略有剩余者难得一二，而入不敷出久积累累者，则比比皆是”。[3](p.141-14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捐税实征短收，实收与实征相差巨大，经费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开支浮滥，经征舞弊现象严重。在经费分配中，教育行政费不断增加，而且不加限制；高小经费增加，中学滥设；义务教育经费反而减少，最为困难，还时常遭到经征人员的侵蚀，最后落实到初等教育与义务教育上的费用极少。可见，完全依靠政府推行义务教育是不切合实际的。据查，当时江苏有学龄儿童400万，失学的达270万，其中70万在私塾就读，占17.5%，“苏省号称教育发达之区，惟小学数量能容纳学龄儿童30%强，大半儿童在私塾肄业，……倘照以往原则，悉予取缔，则顿有十分之一儿童将无读书之所”，[4](p.124)于是改良私塾，增加入学渠道，成为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江苏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镇江虽然成为省会，但除了省校，地方教育仍由丹徒县自行筹划办理，境况并不优越，反因人口增加教育一度告急，“查镇江原有小学在各县中本不为多，自改为省会以后，学龄儿童因随户口而激增，故失学情形，亦因之而愈显”（《江苏政府公报》第747期，1931年5月19日），建立设简易初等小学，或改良私塾以补教育不足。据查，1932年镇江学龄儿童入学率占47%，[4](p.112)强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仍有一半以上失学儿童，大半就读于私塾。
以上数字说明，自民国以后，私塾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民国初期，政府抱着良好的愿望取缔私塾，却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投入，及时补充正规学校，收容失学儿童，才会激化教育矛盾，私塾屡禁不绝，越禁越多。南京国民政府改良私塾，推行义务教育，也是认识到自身的经济能力有限而做出的理智选择。这不是具体的某个县市，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宏观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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