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近代最先“开风气”的地区，也是晚清近代化智力资源的重要储备库之一。当英国割占香港后，广东更紧邻着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门口的橱窗，一些有志救国的仁人志士正是从这个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城市去感受“西方文明”的。毛泽东举出的在中国*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中，有三位就出自广东。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是一位具有向西方学习朦胧意向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从西方基督教义中借来一个“革命的上帝”倡导革命，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后期的主要辅佐者洪仁ｇāｎ＠②在香港生活了较长时间，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教义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成为那个时代“最开通的中国人”。洪仁ｇāｎ＠②提出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这是一个意在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改革方案，虽然未能实行，但洪仁ｇāｎ＠②仍不愧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思想家。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1879年（光绪五年）路经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三年后返粤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翻译之西书，从此，“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6](p116)，立志维新改良事业。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在维新运动中与乃师并称“康梁”，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当时的青年学子们，不论其*倾向如何，“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郭沫若语）。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早年在檀香山读书，“有慕西学之心”，后在香港西医书院攻读五年，接触西方的*、哲学思想，萌发了改革中国的想法，因痛心清王朝之腐败，深知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绝无中国近代化之日，“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7](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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