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工业奠基的同时，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也开始得到传播，这一传播的进程始于明末清初，至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高潮。正如一位自然科学史学者所说：“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4](p289)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从翻译西书开始。20世纪60年代，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从1853年（咸丰三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翻译出版了468部西方科学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门类。此外，在70年代中期还创立了格致书院，举办科学讲座或讨论会，该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可谓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这些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不仅培养造就了我国早期的近代科技工作者，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基础，也为我国近代的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
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社会*学说（即“西政”）也陆续传入，至80年代后，逐渐为世人注目。一些关于西方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史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西书”被大量翻译出版，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凤仪译的《公法便览》，傅兰雅、汪振声译的《公法总论》等。外国史地方面的译著也有数十部之多。至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引进，如进化论思想，虽从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传入，但中国人真正认识它却是从严复开始的。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学说，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戊戌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经济学说，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最早见于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严复译，书名《原富》，1902年版）等。严复还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归纳、演绎等新的科学方法。至辛亥时期，更形成了译介西方*学说的热潮，从《理想国》到《*党宣言》，真可谓包罗万象。
这一时期，在中国还陆续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对“西学”的输入和传播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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