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是西方列强利用特权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办的船舶修造厂和出口加工厂。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苏格兰人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黄埔修建了“柯拜船坞”，雇佣中国工人修理船舶。大约20年后，在东南沿海城市（香港、广州、黄埔、厦门、福州、上海）已有大小船厂40余家。随后又出现了一些外资开办的茶厂，1878年（光绪四年）时已有9个之多。至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91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

    外资企业的出现对中国民族资本无疑是排斥的，具有破坏性的，但不能不看到它对中国的近代化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中外商品的竞争上，表现在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竞争上。两种不同的商品生产差距是如此之大，“外国用机制，故工细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3](p20)。机器生产的威力使中国人感到震惊，外资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其近代化的示范作用自然也更直接、更具体。最突出的例子是美查洋行在上海办了个火柴厂（ｓｕì＠①昌自来火局）后，短短三、四年内，就出现了三家华商火柴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首先是从军工领域开始的。1861年1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接着又有上海、苏州洋炮局的设立，至1865年（同治四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翌年，我国专门的近代造船厂在福建马尾诞生。19世纪60年代，一批军工企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创建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进入70年代后，民用工业逐渐兴办，并居于显著位置。1872年（同治十一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办了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初，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这为中国近代航运业奠定了基础。此后20年内，民用企业已有一定发展，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民用企业已达117家，其中商办企业为87家。而商办企业的发展又是与地域经济的发展及中外接触的频繁紧密相连的，因此，90%的商办企业集中在广东、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1895年至1898年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有49家，也多集中于广东、上海、江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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