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宗族弊病普遍尚少暴露。清廷基本政策是扶植族权“以补王政所穷”，依靠族豪以收“约束化导之功”，因而里社保甲系列与宗族系列大致是平行的。

    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前三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交谊典》卷二七，《乡里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并提出“族长不能教训子孙，问绞罪”（注：《熙朝莆清小记》，引自《清史资料》第一集。）。雍正帝则在解释《圣谕十六条》的《圣谕广训》中，详尽说明和阐发了他“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注：《御制圣谕广训万言》。）的观点，表明了他扶植族权，发展宗族组织的态度。与之相应，清廷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宗族与保甲并列而成为向国家政权负责的一级地方组织。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注：《大清律例》，《刑律·贼盗》。）。

    同时正式承认并授予族长包括处理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等在内的各项权力。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著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一，《刑律》。）

    清中后期，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族弊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对此，统治层曾出现了两种意见和做法。一种以江西巡抚陈宏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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