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林结社到明亡，恰好40年。这几十年间，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东林之名几乎家喻户晓。江南作为东林讲学发源之地，是东林人士相应集中地区，且东林领袖、中坚多出于江南。如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等，都是常州府人；周顺昌、文震孟、钱谦益，乃苏州府人；魏大中为嘉善人，黄尊素是余姚人，等等。然而，十分奇怪的是，在这40年中，与苏州、无锡相距不远的松江，却没有出现东林党的中坚或领袖。查《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胁从》、《东林籍贯录》、《东林同志录》诸名册，极少发现有上海地区的士人列名其中。例外的倒是董其昌，他也被列入了东林官员（注：见天启年间阉党编造诬陷东林官员的《东林籍贯录》，引自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284页。）。董其昌自中进士出仕后，曾有多次请告在家，但却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这段时期正是东林党人最为轰轰烈烈，也是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针锋对立的时候。董其昌在朝中与东林党人叶向高等友善，常与往来，不满于魏忠贤等阉党，因此得列名东林。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董其昌虽“为佥人所忌，然不激不随，故免于党人之祸”（注：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九。）。请告引退，独善其身。东林党人注重名节，多持身以正，在民间享有较好的声誉，而董其昌却纵容子弟仆役横行乡里，以致激起民愤，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其行径似乎有悖于东林旨意。董其昌不同于其他的东林名士，既未在*中显露锋芒，因此亦免受阉党祸害，又不见其以东林自律而传道德扬正气，然而，他列名于东林党人之中，这实在又是一件怪事。一种解释是，盖因董其昌以南礼部尚书之位，借书、画之道，激扬文人风气，其手法看似不如从政议政之轰轰烈烈，却是打入文人社会圈层的至要紧处，故东林人士皆与其友善。

    自东林讲学始，江南地区士大夫在弥漫论辩、议政的风气中，思想活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这时的上海地区却沉寂着。事实上，这时上海的许多士人正一心一意埋首攻习，并在欣欣然收获着科甲渐盛的成果，体会着那份荣光与喜悦。明代松江府所出400余位进士中，大部分是在成化朝以后考上的，而集中在成化五年(1469)到崇祯十六年(1643)间，这170多年，松江出进士360多名。这说明上海地区科第的旺盛勃发是在明代中后期。其时，上海的很多士人无暇于关注社会*的风起云涌，对江南当时一些士人像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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