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变故，数年之间，上海文风一度中衰，风气不振。康熙八年，松江知府张升衢为上海地区人材之淹抑，风气之不振而上书申呈，其中写道：“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受土之扼腕也哉！”（注：《阅世编》卷六。）

    所谓“怀才抱璞”的文士们，或隐居山水之间，或闭门读书，以书画自娱，没有了晚明上海文人的那种慷慨激昂，不再有前代文士的意气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结社盟会渐少，继而禁绝，诗文酬答不再那么频繁，宴乐群游也日益稀少。凝重沉闷的气氛压抑着士风人心。

            三

    晚明士风的慷慨激越在明王朝的覆灭中演绎成一出千古悲剧。经历了改朝换代阵痛的士人，痛定思痛，在身世家国之变中从世运追究学风，反思宋明的士习文风。虽然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中原王朝的正统，匡正人心，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而处于沉痛反思之中的清初文人学者，看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在明代风靡一时，影响达一百多年的王学的日趋空疏，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代表的清初思潮，即以批判理学，提倡经学，主张经世致用为其主流。

    随着顾炎武、黄宗羲一代明朝遗老的逝去，在18世纪初，清代的学术界又经历了一次演变。在满清统治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文人学士，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代表。在他们的笔端、字里行间已没有了亡国之痛的深沉，也少了些经世济世的精神。这代学士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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