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治就任江宁巡抚，一到任，即雷厉风行清查赋粮。次年，嘉定有生员乡绅数十名因欠粮被官府捉拿。顺治十八年，朱国治造抗粮册送部，内列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未完赋税的文武绅衿13500多名。朝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注：《阅世编》卷六。）。于是，四府一县乡绅有2171人，生员有11346名，俱在褫革之列。这便是清初轰动一时的奏销案。“一经题参，玉石不分”，张＠④ｒèｎ庵、叶方蔼等人因欠赋米一厘而降调，叶方蔼乃探花，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奏销案之起，背后是有其*因素的。清廷假借抗粮之罪名，以惩怀明抗清的江南士绅。这宗大案，使江南人士饱尝清朝苛政酷吏的滋味。初议要将降革的万余士绅提解北京，严加议处，一时人心惴惴，惶恐不宁。后稍加缓和，限旨到之日能完纳者免于提解，舆情少安。于是，各家纷纷筹措银两以完赋，典产售田，四处借贷，唯恐逾期。当时，唯一可借贷的地方是清兵军营，称为借营债。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还一日，则利上加利，被称为雷钱、月钱。借贷者明知其害，然事急不容别择。往往借十两，扣除利息，只有九两，再估足纹银，不过八两，换钱完串，就只剩七两多点了。一月以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挚缚，窘急万状”。故当时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注：《阅世编》卷六。）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限积欠钱粮于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人情大震，这天从早到晚，完纳者争先恐后，官府应接不暇。后来知道为谣传，然“人人胆落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者。”（注：《阅世编》卷六。）
苏松税粮最重，所以奏销案中诖误者亦多。其中松江一府就有2000余名，罹难甚剧。就上海县而言，遭到＠⑤ｎá问的秀才有12名，绅宦1名，所有在任士绅全部削籍为民，最后全县只留下28名完足钱的秀才（注：姚廷遴《记事编》，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8页，中华书局版。）。在这次大案中，明代上海的世家大姓多不免于祸，有的就此破产毁家。官宦世家平日以读书、科第课督子弟，试图以科甲保持家业有坠。而奏销案中，痛遭毁家破产的一些家族子孙，在此之后，许多人从此与科第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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