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徽州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认识

    徽商集团经过正德、嘉靖时期的发展，逐渐铸就了自身的形象。徽商借助其他地区，尤其是毗邻的江南地区作为历史舞台演出了壮观的历史活剧。通过商业活动的区域空间位移，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的交流与分工，把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推进和刺激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徽商的遍布和资本的回归，也对本地区经济进步有所引发。如当地的林木经营就有所发展。“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凡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乃可伐”［（２）ｇ］。嘉靖四十四年，临川人祁门知县桂天祥说：“本县山多田少，民间差役、日用咸于山林赖焉。是一山木之兴，固百年之攸属也。”［（３）ｇ］充分道出了林木种植的商品性和对当地民生的重要性。利用林木资源的制墨业和刻书业在当地也得到了长进。徽州制墨起源于唐末；易水人李超为避唐末战乱，流落该地，利用松木造墨。此后，其子李廷ｇｕī＠⑧传其艺，更臻精进。明代嘉靖、万历时，徽州制墨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将制墨技艺推进了新的阶段。据载，“新安人例工墨”。嘉、万时的制墨名手有罗小华（龙文）、方正、邵格之（即邵青丘之子）、方于鲁、程君房等人。其中，方、程两人角胜。方刻《墨谱》，“刻画妍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正之［（４）ｇ］。

    总的来讲，由于徽州复杂地貌的限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能为商业资本的流向提供更多有益的出路。换言之，商业资本对当地旧因素的瓦解显得有限和乏力。这样，所呈现的是新旧因素胶结的特征：要么把商资用于修造亭台楼阁；要么用以葺修祠堂、编修祖谱、置购义田、赈济宗人；要么派到奢华的生活方面；要么出于纤啬将白银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要么扶植子弟、宗人读书入仕，加入官僚队伍，为自家提供*上的保障；要么捐赀政府，获取义官的荣誉；要么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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