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中伴随两个过程：一是自耕农丧失土地的过程，一是富有者增殖土地的过程。许多因素都会引发这两个过程的展开。自正德后，一些商人累积了资金，返回故土，便去置田架庐，加速了土地的交易和地权的转移。徽州地区本来就缺乏田土，由于庐墓的占地、河水的冲蚀，土地更为减少，也愈发显得贵重。所以，尽管该区土地瘠薄，但它仍是富商追逐的对象，这样，地价自然上扬，造成“田少而值昂”的情形［（７）ｄ］。
（四）自然灾害的破坏。徽州农田依附原麓，居住也多在山间高地，一旦天气反常，连降暴雨，山洪突发，田苗冲毁，还会给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翻开徽州府志中祥异类记事，水灾和旱灾是这一地区主要的自然灾害，连年频发，几不断书。当地百姓贫困，只能“取足于目前日用”而“无兼岁之积，猝遇小灾便大窘”［（１）ｅ］。如景泰壬申（三年）八月，祁门县大水，“损田禾十之七”［（２）ｅ］。次年，休宁县、黟县便发生大饥，饥民凌辛受等“聚众强取民食”［（３）ｅ］，参与“为乱者千人”［（４）ｅ］。由于知府孙遇抚谕有方，未酿成大的流血事件。可见自然灾害对百姓生活和社会安定的重大影响。
上述诸种因素的单一作用或多重作用，导致徽州百姓作出不得不商的历史抉择。最初他们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主要出于“求食”的目的，资本额较小，一般经营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扩大，渐转向盐斤贩卖和典当开设。当商人进至这一地步，自然会带有“求利”的意味在内了。经商之人不断拓宽活动范围，总结经商经验，当他们把成功的喜悦带回家乡时，东邻之子也赶紧效法。经商过程中，有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如风波漂没、盗贼拦抢、异乡陌路，等等，客观要求群体行动。他们或者父子、或者兄弟、或者族人结伴而行，共帮互助，渐渐开启了经商的风气。如万历间歙人汪道昆所云，徽州“食土之毛无虑万万指，其业诗书礼乐、修正业者什二三，大半以贾代耕，习心计”［（５）ｅ］，“新都（三国吴时徽州的称谓）业贾者什七八”［（６）ｅ］。经商比重占总户数７０％或８０％。同时人王世贞也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７）ｅ］。经商者并不都是素封之家，许多则是因家庭经济临界崩溃境地，才破釜沉舟，以期死里求生。如正德十年三月，徽人汪延寿因“买卖少本”，将所承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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