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朱元璋采取多种措施，如利用元末无主之地，广置官田，招募佃种；兴修堤堰塘陂，增加抗灾保收系数；整顿吏治，官吏大都能尽虑竭诚，关心民疾；反复强调互知丁、业（丁数和生业），邻里监视。实行路引，要道盘诘。士农工商，各务其业，不许游手，不能混籍，严格控制随意流移和不务本业等，通过综合治理，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保证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成化、弘治年间。正如万历三十七年《歙志》作者在《风土论》中所云，当徽州历史发展至弘治、正德初这一阶段时，封建自然经济纯善尽美，灿烂辉煌，美妙图案跃于纸上：“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而此时人情淳美可道：“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１）ｃ］。

    从元末明初到弘治年间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中，人们以农为主，人口问题尚未突出，基层吏治比较清明，徽州社会相对稳定。不过，社会动荡的苗头由潜伏逐渐显露出来，为徽州地区中后期社会历史的新变化进行着量的积累。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渐渐脱离故土，挟带薄资，到邻近区域特别是江南地区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以补充固有经济的不足。这种迹象正统以前较少，此界限愈后，经商人数不断递增。姑举数例以见一斑：休宁人汪从贤，生于成化三年。在他尚“在娠”时，父亲汪呈邦携其大哥、二哥到湖广经商。可见，汪呈邦的经商活动在成化初年已经开始［（２）ｃ］。歙县人王景先，生于景泰五年，既长，“随父商”。那么，其经商时间也当在成化年间［（３）ｃ］。弘治年间，江阴人汤沐任嘉兴府崇德县知县，当时“徽人至邑货殖，倍取民息”。汤沐捕之，皆散逃而去［（４）ｃ］。此为徽人弘治年间在浙西地区活动之明证。

        二  徽州地区中后期的社会变迁（王德至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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