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学、入仕获荣的大志，可元末战乱却把他的理想化作泡影，于是便“无复萦念，从事商贾”。结果，“货利之获，多出望外，以一获十者常有之”，“由是家业大兴”。因旧居毁于战火，在溪南江氏故基上建立新宅。洪武十八年后，接受县宰山阴人杜贯道的劝谕，又回原址，重新营建第宅，馆阁、池亭、仓禀、府库无不具备，“壮丽弘敞，数倍于前”。并且增置广布歙县、休宁二县的田地４０００余亩、佃仆３７０余家；根据田土座落地点，归属宅积、高远、知报、嘉礼、尚义五庄，便于管理。又在屯溪构建四所店房，共屋４７间，用以“居商贾之货”［（２）ｂ］。显而易见，程维宗是一位财大气粗的商人兼地主双重身份的富户。他以商致富，然后用商业利润去求田问舍，同时还不放弃商业经营。因他拥有广大田产，故“税粮冠于一县”。洪武四年，为便于税粮征收和防止地方有司作弊，首先在江浙地区实行粮长制，以后渐次推广到其他地区，中间虽曾一度革罢，但不久又复实行。粮长角色例由“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３）ｂ］。粮长委任大户承担，亲聆圣谕，催征钱粮，及时征纳，可得褒奖，乍看好像是种殊荣，其实并不尽然。如若征税不齐，自己便要赔补；不能按时征解，运解途中耗折漂没，或者纳户于税粮中杂糠掺水等，粮长都要受到责斥和处罚。可见，朱元璋这种保证税收、打击富户的高招确实巧妙超绝。程维宗在税粮的征解上“精心宣力”，“税粮进纳，先期办集。船本之费，为民代备”，结果仍付出了沉重代价：“然堕无辜之谴者亦屡矣，枉而获伸，艰苦万状。前后耗资以白金计者不下三千两”［（４）ｂ］。程维宗晚年因收粮责赔案的牵累，被处以发配烟瘴之地广西驯象卫充军的刑罚，因年老由次子程安童代充。既至，未九年便染疾死去。万历时歙县人吴士奇曾云，国初“闾右以赀自焚者十室而九”［（５）ｂ］。此论盖为当时情形之写真。
元末农军战争对当时富户的打击也值得注意。虽然徽州地区水激山高，峻岭错落，可谓天然屏障，但在元末也未能幸免战火的延烧，当地富户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元至正十二年三月，徐寿辉的一支红巾军自黄州、蕲州顺江东下，攻克饶州，继陷徽州，“江东大扰”。从该年起到至正十七年七月邓愈攻克并控制徽州地区止的六年时间里，当地地主武装与来攻者反复较量，“胜负相寻”，得失相错。前后相计“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６）ｂ］。面对挑战，徽州富户地主为保全桑梓和切身利益，出财献计，广募武装，固结抵抗。如“罗宣明，字传道，歙呈坎人。……至正壬辰（十二年）蕲、黄盗起，攻破州郡，延蔓将至歙，宣明散家赀募兵，保障乡井。……癸已夏四月，元帅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义，俾分筑一百三十尺。家计索于用兵”［（７）ｂ］。同时人郑琏，字希贡，歙县双桥人。“至正十二年红巾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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