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1911年),上诉制度在总体上,尤其是京控制度才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乾隆年间,京控逐年增长。乾隆抱怨道,由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都不敢阻止任何上诉送达他那里,他用于派遣钦差大臣出京审案的费用直线上升。有人揣测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不给乾隆筛选上诉案是故意的。作为社会病的表现,京控成为腐败大臣和坤在官场上的对手们手中的有力武器,和坤通过控制上通下达而使政敌们无法在奏折中对他直接攻击,于是政敌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向乾隆展示帝国的衰败状况。1800年,乾隆的儿子嘉庆(1796-1820年在位)决心重振大清朝政,命令受理所有京控。新皇帝在谈到广开言路时对他的这项决定解释到:通过对京控的开禁,使贿赂和相互留情面都不能隐瞒官吏的渎职罪(《钦定台规》14:7b-8a)。由于这一分水岭似的决定,上诉潮水般涌来。
二、清朝京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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