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213[065-03]）。嘉庆在他的诏书结尾时明确警告，任何一件应当上奏的案子都不得咨回到省（《钦定台规》14：7b-8a）。直到1799年，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才能直截了当地驳回控诉，发回省府重审，或者上呈皇帝。接着，皇帝既可以委派钦差大臣，又可以责令巡抚受理该上诉。在京师处理上诉完毕之前，上诉人被*在刑部，有违法行为的上诉人还要受到惩罚（薛允升，1970：982[332-15]，984[332-17]。
4、京控的审理
上诉成分的变化和数量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审判机制的转变。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京控激增之前，审理上诉的官员各种各样：从北京派出的钦差大臣，特别是告老还乡的官员或从邻近的辖区和省份委派的官员，以及那些产生这些上诉的省份的巡抚和总督。派遣钦差大臣去审理要案，特别是涉及官吏的案件，给予原告一种许诺，即案件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这位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并推定其独立于地方官僚体系之外，不受其他职务责任的干扰。钦差大臣的出现，还衬托出皇帝对本案的关怀，因而从负责提交卷宗和证人的地方官那里能得到更快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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