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意识上，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更*制度的愿望表达得日益强烈。同时，市民参与*斗争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在城市活动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这一变化，也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所注目。城市市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就此具有了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社会发生联系，它的成败也必然要受制约于市民社会的心理选择。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光复响应为胜利的标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转换。毫无疑义，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变动，是城市市民对资产阶级革命选择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城市市民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表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趋势。舍此，不可能使革命在城市中发展和扩大。

　　城市市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承受和选择，经历了二次重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在1903年以拒俄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之时。在1903年之前，城市市民意识虽然已渐次成长，但就其*倾向来说，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清政府暴露出卖国的本来面目，康梁改良派也显示了他们保皇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群的革命与改良的大分化，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彻底决裂，《驳康有为政见书》及《敬告同乡书》的发表，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这一切，都给予了市民社会以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其心理发生变化，革命的或渐近于革命的市民社会心理逐步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民中下层，在行动上也接受或参与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当初次之失败（指乙未广州起义），举目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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