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及资产阶级的先天缺陷所给予城市市民社会心理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与*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与资产阶级一起实现了变更*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和旧官僚，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

　　在武昌，当起义成功，人们着手新政权的建设时，革命派推出了有“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的黎元洪出任都督。（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为此，市民社会的反映是“欢声雷动”、“人心始为大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5页。）在长沙，革命之初确由革命派掌握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对他们的认同。在市民看来，焦达峰不过是“特起自草茅”的江湖大哥，“是一个专事破坏的人，没有搞建设的才具”（转引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248页。）。市民们所嘱目的是“物望之所归”的谭延闿。当谭倾向革命时，市民表示欣慰：“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辛亥革命》（六），第148页。）。10天后的流血政变，使谭延闿终于取代了焦达峰，市民对此也是“平静如堵”地承受。（《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99页。）由此看来，谭延闿的上台，同样是市民社会选择的结果。在南昌，即使是在湖北军政府派员参与的情况下，市民也颇觉革命党人“地位低微”，“无法驾驭局面”（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13页。），而由清军协统出身的吴介璋出任都督。在江苏，程德全之起义与任都督，完全是由市民的推动而实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也都有反映，这充分说明市民社会认同权力与威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选择。事实上，各省市民对都督的选择过程，也就是对袁世凯的选择过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并非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也不尽然是外部反动势力胁迫的结果。袁世凯在清末掌握着军政实权，与清廷也有种种矛盾，尤其他在清末新政中厉行工商业的推进，获得城市市民，特别是上层工商业者的推崇，被誉为“国之栋梁”、“最有魄力之人”，加上他本身的种种权术，终于使他成为市民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中心人物，而获得辛亥革命的果实。

　　其次，城市市民受其主体阶级的制约而产生的另一个心理弱点，就是其强烈的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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