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市民耽于秩序安定的社会心态，在二次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市民社会的各城镇商会团体，对这次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反对专制独裁势力的最后抗争的态度和反映是相当冷漠的。他们不愿意使已经“安定”的秩序再度混乱，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在赣、宁地区，市民团体对革命派“虽未反对，惟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到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以“愿付巨款”为条件，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自己的安宁（《癸丑祸乱纪略》。）。曾经历过辛亥首义的两湖地区，情况也并不好些，“大多数士绅和实际的商界全体”，“是在北洋军队和法律与秩序一边”（《癸丑祸乱纪略》。）；甚至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市民也以“商困已达极点，何堪再起衅端”为由，“竭力调停，苦劝息兵”，激进者更表示“非诛孙黄，无以安天”。（郭使斌：《民国二次革命史》。）无怪乎袁世凯在获胜后对商界大加褒奖；“而抵拒邪谋，倡起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功”（《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第70页。）。与武昌首义和各省光复独立前后城市市民及其团体踊跃支持革命派的情形相比，此时市民社会的反映，真有天壤之别。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心态的制约下，以城市斗争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各种因素，而城市市民的社会心态及其受此支配的*倾向的制约和影响不是很明显的吗？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城市，并由此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城市市民。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及其社会心理，导致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城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土壤。城市市民也由此对革命的成败具有相当程度的制约与选择力，尤其是市民的社会心态，是造成和制约这个革命的社会氛围变化并决定市民社会*选择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901  本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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