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例，该书在城镇市民中传播影响极速。据载，该书“凡募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邹容文集》附录三。），以至“风行海内外，销售逾为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5页。）。陈天华的《猛回头》也在市民中流传极广，“重募至十余次”，（《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32年条。）出现了“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的场面。（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革命报刊的传播也十分迅速。以《苏报》为例，该报自转向革命后，发行日广，除上海之外，全国还有二十余处分售处，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发行点，“销数亦为之骤增”，仅江西南昌一处，1903年就比1902年增加了四分之三。（《李函述江西报界之发达情况》，《苏报》，1903年5月30日。）

　　社会心态和传播媒介的日益接近和倾向革命，造成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在城市的日益扩大和市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特别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下层市民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参与实际的革命运动。在湖南，学生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无不精神奋发，人人皆有革命之志”（李树藩：《癸卯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社会图谋革命之潮流，乃与日俱盛”（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在江、浙、皖等地区，革命在“舆夫走卒”中“最为盛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29页。）。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市民中则发生了参与*斗争的巨大热情。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的抗捐、抗税、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等斗争也普遍发展，形成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市民运动的热潮，显示出城市市民日益明显的革命倾向，以至清政府也为之骇异，说城市社会“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觉，一唱为和，如饮狂泉”（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2卷，上册，“序言”。）。他们不无担心地预测：“推将来内乱之所由生，不在盗贼会党，而在贫民，此其动机一发，必有不可遏制之势”。（《东方杂志》第7年，第10号，《论说》第257页。）

　　1903年以后城市市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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