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199页。)。孙中山所说,实际上正反映了1903年以后市民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表明城市市民承受革命的心理氛围正在形成。
观念变化最能体现人们的心态变化。市民社会心态的变化,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观念变化上。
首先是“君权至上”的观念变化。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上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能违抗君命,也不能议论皇上的得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也正在于不敢触动君权。1903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君权的蔑视。报刊上直呼“当今皇上”为“载湉小丑”,已非少见。更有甚者以黄帝纪年来取代光绪纪年,反映出一种蔑视君主,君权的社会心态。
与此同时,与君权相对立的民主、人权观态也随之出现。那种“知有朝廷并不知有国家”、讲究君臣之道的奴隶思想,受到强烈的攻击。人们认识到了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帝王君主亦不得和而有之”(《国民报》第4期,《亡国篇》。),而应当是“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因此,人民有参与*的权力,人与人之间,“非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被治者”。(《国民报》第2期,《说国民》。)这种民主、人权的观念较之于以前为专制的奴隶而不知觉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巨大的变革。
以反对君权、提倡民权为核心的*观念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以封建礼教为核心。人们所赖以奉为行为准则的就是以君臣、忠孝、恕悌、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此时这种观念受到冲击。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观念开始盛行。特别是提倡科学与工艺、反对封建迷信的观念,以及反对以服从和听天由命的奴隶式的国民劣根性的观念,在市民社会中迅速成长。人们提出了养育国民“新灵魂”的观念,要求这种新灵魂具有哥伦布、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还要求具有“勃勃生气”的游侠气质和去掉“个人经济主义”的“社会魂”等等。表现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城市市民敢于进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伴随着观念的变革,市民社会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解和接受也日益明显。舆论是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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