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变化，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时期主要是中下层市民较为明显，而以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商人、士绅的市民上层，则仍处于摇摆状态。以他们的地位而言，他们与封建官府和外国资本的联系较多，在思想上和*态度上多倾向于资产阶级上层。所以当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立宪运动之后，市民上层大都成为运动的社会基础。以清末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来说，参与签名的第一次为20万人，第二次为30万人，第三次预备为2500万人。这些人当中，当然不可能全是具有资产阶级身分的立宪党人，其中大多数是市民，尤其是市民上层为其骨干。因此，他们的*倾向还是处于保守方面。
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为契机，城市市民的社会心理发生了第二次有利于革命的转折。原因在于，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虚与委蛇和拖延，使市民上层感到“哀告无门”，皇族内阁的终于出台，最终惊醒了他们和平立宪的迷梦，使他们发出“天意难回，人事已尽”的叹息，感到“国内*，已无可为”，从而认识到“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而无他策”，在思想上大大地接近了革命。紧随而来的“铁路国有”政策，更严重地挫伤了与铁路权益有极大关系的市民上层，加速了他们的*转向，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样，他们终于选择了革命作为实现其*愿望的形式。在湖北，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就与城市上层分子“密谋革命”、“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当参加，不应该避开。（《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90页、第95页。）从兹，“政学界附从者日多”（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0页。）。在上海，以商会头面人物为中心的市民上层人物在革命到来之际，就已公开地与革命党人共商革命，并建立了中国国民总会的组织，作为联系市民的纽带，并最后以商团为力量，进行了武力光复的壮举。武昌、上海的情况，在各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斗争连绵发生，工人的罢工、商民的抗捐抗税，构成辛亥革命前夕一幅动荡的*图景。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罢市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市民最普遍而有效的斗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城镇市民发起的罢市斗争不下于200余次。其中，1910—1911年间，仅商人的罢市就有30余次（《清末民变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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