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市民的这种心态，在武昌首义爆发前就表露出来了。在重庆，当保路风潮趋于激烈之时，城市市民上层却不愿参加罢市，“他们不愿意遭受损失”，也担心“罢市以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将丧失生计，从而导致暴动和更大的损失”（《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57页。）。广州的某些市民上层人物甚至“向侨居国外煽动革命的广东人提意见，坚决要求他们不要使故乡广东遭难”。（《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194页。）“天津的绅士私下开会讨论本地如何对待革命”，希望“发生骚乱时警察将守中立，担任维持治安的责任”，“绅士还派代表去劝总督不要抵抗”，这样，“即使发生革命，也是不流血的革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所有这些，都强烈地表示了市民耽于安定和秩序的社会心态。事实，武昌首义后大多数省份的光复独立，都是采取“和平光复”的形式，即使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省份，革命军所通到的也只是极其有限的反抗，也未尝不是在这种心态制约和支配下实现的。

　　武昌首义后，市民社会的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一些报刊不断发表文章，表示对“秩序”的渴望：“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申报》，1911年10月21日。），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所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65—266页。）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以往的研究者仅把它当成立宪派、旧官僚对革命的要挟，实际上，还确实是市民社会心态的反映。并且，在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社会一些不法分子的趁机捣乱和革命军内部不良成分的骚扰以及革命政府的一些措施失当，使一些城市市民特别是其上层发出“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的抱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98页。）。这些情况，使市民耽于“安定”、“秩序”的潜在心理转变为现实的*要求。他们希望结束不安定的政局，希望一个具有维持秩序的铁腕人物。既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那么，他们的眼光便着力于寻找能够代替的人物。而此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自然成为了他们选择的对象。更何况袁氏曾扮演出一副“拥护共和政体”的“咸与维新”的新面孔，而受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注目呢。于是，在市民的眼中，袁氏成为了决定政局安危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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