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春秋以来，在儒家学说中，都把道德看作是最高价值，即重道德而轻富贵，重义轻利，把道德理想与经济利益对立起来。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里仁》）。认为道德至上而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给中国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传统的价值观，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首先表现在“崇本抑末”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人们趋向于重商崇利。因而弃农经商、弃官经商、弃举业经商的日益增多。拿浙江定海县来说，鸦片战争以前，这里“民俗古朴，鱼盐耕读，各安其业”（见马瀛等纂《定海县志》第2册）。但到鸦片战争后，“人民沾染西习，开始重商，于是风俗丕变，士子应科试者少”。迨至光绪时期，中举人、贡生人数，历年递减。下面的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举人从1875年至1879年为5人，平均每年1人。1880年至1889年为6人，平均每年0．6人。1890年至1902年为4人，平均每年0．29人。贡生从1875年至1881年为9人，平均每年1．29人。1882年至1888年为7人，平均每年1人。1889年至1895年为5人，平均每年0．71人。1896年至1902年为6人，平均每年0．86人。另据该县县志记载全县在光绪时期，进士仅2人，一在光绪九年，一在光绪十四年，其后未有人中过进士。
知识分子放弃科举，由“仕进”转向“经商”，大量流向沿海城市，或“佣于西人，任通事买办工役诸职”，或“任职输船，担任船主、领港、水手、伙夫以及西崽诸职”，这是洋务时期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向。最能说明这一动向的是浙江定海县男子丁壮职业的比较。据该县县志所载，从1875年至1890年全县男丁人数除老弱外，共约13万人。其中从事操舟贩盐的占8％，从事海上捕捞等渔业生产的占17％，从事农业耕作的占26％，从事商业的占15％，次于商业者则为工，占9％，其他职业（也大多是经商）及在外地经商者所占百分比（合计达25％），仅次于农业。这正如该县志中所说的“同光以来，侨外人数达十万家”。定海是浙江省沿海的偏僻县份，其重商趋向已是如此强烈，全国其他沿海港口城市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商人赚钱总是千方百计地跻身于官宦行列，而现在却有人一反故习，“做官的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而卸却了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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