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经商。浙江《南浔志》（卷22，第14——15页）记载一位“祖上原是有根基”的巨绅周昌炽，“先前为官，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这在那时的科第人中并不是罕见的。至于这一时期，弃官出任外商买办，或投资于新兴的工商交通金融企业而成为新式企业家的为数更多。再以湖北、江苏等省的一些沿海城市为例。在这些城市里，当时更呈现“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其次着”的风尚（参见《湖北通志》志54；光绪《宝山县志》卷3）。更有甚者，有些地区还出现了民间流传的“经商是善业，不是贱流”的说法。如江苏松江府就流传着“一品官，二品客”，商客紧接士大夫之后，为人们所尊崇，这与传统的“士”在其首，商在其“末”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此类现象在同光年间的一些笔记小说、戏曲、诗词中亦有所反映。一个署名宣鼎（字瘦梅，安徽天长县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家，在其所著《金虾蟆》小说第14回就写了一个无赖子受董翁的帮助，领悟了经商能致富这个道理而投向了商业，终成巨富，前后判若两人，故事写得很有风趣。在传统社会中，锱铢谋生的商贾，总是占有很低的地位。孟子骂商人“锱铢必较，此之谓贱丈夫”，隋高祖开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进，唐高祖定工商不得与于仕伍，明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清王朝开国伊始更是推行压制工商的政策，而《金虾蟆》的作者却极力为商人张目，这反映了封建传统价值观的动摇。表现了近代与中古在思想意识上的重大差异。过去有的论者否认这一阶段的重商倾向，是不客观的。
随着居于末流的商贾被人看得上眼，原来的社会价值尺度，贱商与商贱观念的改变，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一是服饰的改变。服饰关系到人们的身份、仪容风度，也体现着人们的情趣，所以它的更新，常常成为社会风尚转变的标记。如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人们的思想活跃，服饰也日新月异。汉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服饰也日趋精巧华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起步向西方学习，服饰也不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改革。大家知道，清初盛行的是箭袖袍褂（即带有箭袖的袍子）。但至咸同年间，在沿海港口的若干城市，则盛行一种“窄袖短衣”。至光绪年间，“尤尚半臂”。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改革是在“以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派往各国的留学生剪发改装的先声中开始的。继而清政府为了建立海军，采用西式操练，甚至连军队和学生的服装也采用西式的操衣、操帽、军帽、军装。这在我国服装发展史上，称得起是别开生面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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