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严如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记载道：“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邑多设有招徕馆，又饬州县选报绅士耆民，充当乡正，宣讲圣谕。城中朔望、山内场集均为演讲，责成地方官实力奉行。”同时，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与川楚地区相似，大面积肥沃无主的土地也极富吸引力，于是众多川楚吴会流民从不同的方向自发进入此地：“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使得“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局部地区居民甚至是以移民为主，如“（普谷河）河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商洛行程记》）。大量川楚吴会流民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法地居民构成，使得“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秦疆治略》宁陕厅）川楚吴会流民带来了当地的风俗，如缔结婚约时用庚贴，迎亲时以鹅代雁，等等。
3.行政区划对婚俗区形成有显著的影响
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对婚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其区域内婚俗趋于一致，形成一个均质的形式文化区；一是稳定的政区边界往往也成为婚俗区的界线，尤其是明清的府界往往成为婚俗亚区的分界线。
清代陕西省的府多由明代承继而来，或仅将明代的府一分为二。由于府的辖区比较稳定，其内部的风俗，受中心城市（往往是府治）的影响很深，较为一致。这主要由于府内交往频繁，而府治一般又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因而人们从心理上一般愿意模仿中心城市的风俗。在对清代陕西方志中有关婚俗记载进行排比、归类后即可发现，许多婚俗仪式的分布截然以府一级政区的界线为界。如在高原婚俗区广泛分布的喜头习俗，其范围恰以西安府、同州府与ｆū＠②州、延安府为界。若再往上追究，则实与明代的西安府与延安府界一致。
从婚俗的内容来看，行政区划的影响更为明显。平原婚俗区的范围基本上与西安府（除南山中的孝义、宁陕厅外）、凤翔府、同州府、ｂīｎ＠①州、乾州的界线一致。这一地区的婚俗共同趋向于其行政中心——西安。虽ｂīｎ＠①州与乾州从自然条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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